Topic: South Asia

随着中国在全球投资的扩大，其孕育和促进稳定的激励机制也逐步增强，其影响国家行为的第三方杠杆也越来越大。”一带一路”倡议（BRI）是中国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扩张的核心机制，从中国贯穿西亚和印度洋一直延伸到非洲和欧洲。像BRI这样的广泛的经济联系倡议使中国面临新的风险，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即中国在促进和平与稳定方面的利益是否或如何改变。南亚次大陆是中巴经济走廊（CPEC）所在地, CPEC 是BRI投资项目的国家旗舰项目，该次大陆提供了一个案例研究——这些新投资和其伴随的风险对于中国这一潜在中介者在调解国与国争端中的角色意味着什么。 南亚是有着长达70年的国家间对抗的发源地，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试验核武器时，使得争端更带有核色彩。面对不断地冲突、未解决的争端，促进该区域稳定越来越成为中国的利益所在，因此，中国在过去以及未来可能的调解作用值得审视。中国在南亚次大陆的调解作用，对于其在日益壮大的其他地区具有潜在示范意义，同时对其他第三方也有影响，比如在南亚拥有巨大安全、地缘政治和经济利害关系的美国。 在以往的印巴对峙中，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为美国领导的危机管理和调解努力起到了支持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伴随着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以及其在南亚增长的利益， 中国的努力也逐渐加大。在该地区与各国不断提高的交往，可能导致中国并不情愿在未来的印巴冲突中发挥更大的调解作用。规划中国在该地区不断变化的角色如何影响危机动态、（缓和）和冲突解决，对有关各方都非常重要。 历史上的中国“调解“？ 从历史上看，中国在印巴危机中的作用是有限的，这反映了中国不干涉原则以及追踪与两国不对称双边关系变化的政策。 印度对待中国的态度为即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印度现在不认为——从短期到中期来看也不太可能接受——中国可以作为与巴基斯坦争端的调解人。印度对巴基斯坦的不满和外交行动中反对连字符（hyphenation）政策，对中国在任何印巴冲突中扮演第三方角色的能力具有重要影响。尽管印度允许第三方（主要是美国）在与巴基斯坦发生重大危机时发挥一定作用，但它坚持认为，像克什米尔领土争端等长期紧张局势是印巴双边的问题。 相比之下，中巴关系几十年来一直比较牢固，关键指标表明这一趋势还将延续下去。巴基斯坦一直并将继续对中国和美国作为第三方参与和印度的任何冲突感兴趣。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克什米尔争端是巴基斯坦的一贯政策。 中国与南亚各国往来的不对称性限制了其潜在的调解作用。与印度进行富有成效的交往对中国的经济和外交政策非常重要，同时与巴基斯坦的密切关系也可以作为印度崛起的平衡器。 从历史上看，中国在印度与巴基斯坦大多数主要冲突和争端中发挥了某种调解作用，包括：克什米尔领土争端、与巴基斯坦有联系的恐怖主义在印度引发的危机、以及三次印巴战争。中国的作用是有限的，也与美国和国际上其他国家所扮演的更为中立的第三方角色不同。在南亚次大陆核武器化之前的危机尤其如此。 自1950年以来，中国调解印巴对峙的机制包括：保持中立的公开声明、公开支持巴基斯坦（如1965年和1971年印巴战争）、与巴基斯坦私下单独沟通、支持多边主义、国际危机管理努力（如1990年的”复合危机”）、和”穿梭外交”，先与巴基斯坦商议然后和两个国家沟通（如2008年孟买危机）。直到1999年卡吉尔（Kargil）危机，中国才开始更积极地作为第三方调解人，与当时公开拥有核武器的邻国之间进行接触。到2008年，中国公开与这两国进行穿梭外交，接待了两国军事和外交官员的互访，并派遣本国人员前往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伊斯兰堡和新德里。 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一个可追溯到1947年的争端——也随着时间而改变。中国过去表示支持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直到冷战结束，中国的公开立场才变得更加中立，推动多边调解，鼓励印度和巴基斯坦双边解决争端。然而，最近在印控克什米尔的活动表明，中国调解者的潜力仍然受到其独特的历史、在该地区的利害关系、以及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历史双边关系的限制。2019年8月，印度废除了其宪法第370条，取消了查谟（Jammu）和克什米尔邦的半自治特殊地位。巴基斯坦对这一长期历史遗留问题的逆转表示强烈谴责，尤其强调了对克什米尔人权问题恶化的担忧。印度的决定和巴基斯坦的回应正值双边局势原就紧张。中国与印度存在多起悬而未决的边界争端，这些争端是两国双边关系紧张的根源。其中之一是阿克赛钦（Aksai Chin），位于印度克什米尔拉达克(Ladakh)地区，中国声称拥有主权。中国，作为直接被牵扯其中的一方，也因此被限制了其作为中立的普通调停者。 与克什米尔争端相关的，另外一个造成双边紧张局势反复出现的根源是驻扎在巴基斯坦的跨界恐怖主义经常对印度在印控克什米尔的官方目标实施袭击。  2019 年、2016 年、2015 年、2008 年和 2001-02